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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伏羲女娲图像规矩配置考
2020-04-02 21:38:05 125

  摘 要:汉代画像中伏羲女娲手中多持规矩,但目前学者对伏羲女娲手中所持规矩的规律总结散乱。文章通过图像资料统计,指出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与规矩的配置并无规律可循,并从工匠角度对伏羲女娲执规矩图像与文献描述差异现象进行原因阐述。

  关键词:伏羲;女娲;规矩;汉画像石

  学者对汉代画像石中关于伏羲女娲手执规矩的图像已有较多探讨,但对伏羲、女娲与规、矩之间的配对规律说法矛盾。总结为三种情况:第一种认为伏羲持规,女娲持矩。如王煜在其《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一文中认为汉代图像中伏羲持规、女娲持矩,即使有女娲持规、伏羲持矩的现象应该是工匠或粉本的差误。李国新在其《中国汉画造型艺术图典》中同样指出,“在汉画中,一般把伏羲女娲塑造成人首蛇身(或者龙身)的形象,往往伏羲手执规,女娲手执矩,蕴含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之意”。汉学家李福清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肖像描绘》一文中也指出,关于伏羲女娲所持之规矩,是作为造物主的创造性劳动的象征,最初的伏羲持矩、女娲持规来源于古老的二元分类法,即矩方—左—男性—伏羲,规圆—右—女性—女娲。第二种认为女娲持规、伏羲持矩。如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提到汉代的伏羲女娲形象,“男的手里拿了曲尺,女的手里拿了圆规”。刘凤君在《试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绢画伏羲女娲像》一文中认为,“山东地区和苏北徐州一带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其特点伏羲手中执矩,女娲手中执规”。常任侠没有总结总体汉画中伏羲女娲所持规矩的规律,只提及了武梁祠中“伏羲手执矩,女娲手执规”。第三种是少数学者认为伏羲女娲手执规矩规律与时代有关,孟凡人认为:“西汉至东汉中期,多伏羲持规、女娲持矩,到东汉晚期,为女娲持规、伏羲持矩。”王晓玲、吕恩国认为:“在新莽之前,伏羲多持规,女娲多持矩。新莽之后,伏羲大多数情况下执矩,女娲执规。”总结以上观点,学者对汉画像中伏羲女娲持规矩的描述差距较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执规矩像进行整理,对其规律进行重新探究。

  将目前出土的所有汉代伏羲女娲执规矩图像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出土情况复杂,统计表中的伏羲女娲并非总是成对出现,故伏羲女娲图像单独统计。汉代所有伏羲女娲执规矩图像中,伏羲执规出现7次,执矩出现11次;女娲执规出现12次,执矩出现5次。说明汉代伏羲女娲执规矩规律配置散乱,并无规律可循,但总体上女娲执规伏羲执矩多于伏羲执规女娲执矩。至于孟凡人先生所言西汉至东汉中期,多伏羲持规、女娲持矩,到东汉晚期,为女娲持规、伏羲持矩的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关于王晓玲、吕恩国“在新莽之前,伏羲多持规,女娲多持矩;新莽之后,伏羲大多数情况下执矩,女娲执规”的观点更是证据不足。可见汉代伏羲女娲执规矩配置杂乱,无时间规律可循。
  关于伏羲女娲执规矩,有文献可考。《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汉书·魏相传》:“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由此可见,执规者为太昊。又见《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孔颖达注:“皞皞,广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称皞。以东方生养,元气盛大,……故东方之帝谓之大皞。”《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通过以上两则材料可知太(大)皞便是伏羲,所以文献中可考执规者当为伏羲,相对的女娲应执矩,这也符合“规—圆—天—阳—伏羲,矩—方—地—阴—女娲”的观念。而在考古资料中,伏羲女娲所持规矩并不如此,时常发生倒置,甚至在同一墓葬中伏羲既有持规又有持矩的现象(如山东费县潘家疃画像石),或者在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出现伏羲女娲均持矩的现象,此杂乱现象普遍存在于汉画像中,既无时代规律,也无地域区分。我们应当如何解释出土图像与古籍记载的差异现象?
  画像的直接制造者——工匠,也许是导致图像与古籍记载差异的直接原因。王煜指出有的画像为伏羲持矩、女娲持规,应该是工匠或粉本的差误,过文英在其博士论文《论汉墓绘画中伏羲女娲神话》中指出:“工匠在发挥创造性的同时,有时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伏羲执规、女娲执矩的构图在河南、山东的某些画像中,常常发生倒置现象,即女娲执规、伏羲执矩。由这种现象较为个别,且较分散,可以将其视为創作过程中的疏忽与随意。”两位学者均持同样的意见。
  汉代的石刻工匠无知无权,靠自己的手艺卖苦力吃饭,是标准的平民。与普通平民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要会雕刻图像,还要在画面旁刻榜题以及墓碑石刻题记等,这就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字水平。但会雕刻一定的文字不代表他们的文化水平有多高。他们对古籍中历史故事及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理解不通透,常常会出现差错。如山东滕州汉画馆所藏一块画像石上,乘坐鱼车的图像旁榜题“东王公”。在汉代画像石中乘坐鱼车通常为河伯,而东王公通常以偶像式构图,与西王母相配出现,此榜题明显将河伯误题为东王公。在沂南北寨画像石中也出现了图像与榜题的错杂,体现出了石匠文化水平不高。北寨村画像石雕刻精美、技法娴熟,中室北壁东段上层为两位武士伸手去拿高柄豆上的桃子,表现的应为二桃杀三士的历史故事,可榜题却刻“令相如”和“孟犇”。此榜题与画像内容毫无关系,孟犇为秦武王时期的人物,蔺相如为秦昭王时期人物,蔺相如使秦时,孟犇已死,二人无会面可能,可见石匠的历史知识和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了画家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他举出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立本画王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可见不仅是作为平民的画匠,就连历史上著名的画家,对历史文化知识了解也不是很充分,何况是靠手艺谋生的石匠画工呢?
  画工对文化知识内容理解不透彻,导致对伏羲女娲规矩配置不严谨。古籍代表的是社会上流文化系统,图像代表的是经工匠转换过的民间文化。伏羲女娲与规矩本身有着严格的阴阳配置规律,而在画像中表现为时而伏羲执规、女娲执矩,时而女娲执规、伏羲执矩,甚至更杂乱的情况出现。古籍资料与图像表现不一致,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流文化与民间文化在交流转换中出现了差错。
  【作者简介】林笑雨,女,西北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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